2023年8月30日，FDA CBER召开针对CGT产品非临床研究的网络研讨会（OTP Town Hall: Nonclinical Assessment of Cell and Gene Therapy Products）。

本次会议总共有53个问答，包含27个正式问答（Q1~Q27）以及26个现场提问（Q28~Q53）；基于CGT产品本身的特点，本次内容涉及大家普遍关注的动物模型/种属、生物分布试验及毒理试验的开展各种考虑（其中包括GLP遵循问题）、沟通交流会议要求、SEND格式等。值得深入学习理解以及参照践行。

近期FDA公布了本次会议文字稿，现将其内容翻译梳理，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因部分问题有重叠/相似性，将各问题清单粗略分类，后附全文。

Q&A分类

• 研究动物模型/种属：动物种属数量（Q1）、种属选择（Q2）、动物模型短缺/不合适（Q3、Q4、Q7）

1. 支持Ⅰ期临床试验的非临床研究对动物种属数量的要求？

2. 目标患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是如何影响GLP毒理学试验的种属选择？

3. 针对缺乏足够的基因治疗疾病动物模型的问题，FDA能否提供有关解决方法的指导？

4. 鉴于非人灵长类动物 (NHP) 短缺，而它们在非临床细胞和基因治疗研究中的需求不断增加，OTP 是否可以讨论在CGT产品非临床评估中消除或减少使用NHP的可接行方法？

7. 如果人源蛋白的表达引起免疫反应或临床产品不适用于动物模型，是否需要用替代产品进行评估？ 或者申办者可以选择不开展体内研究吗？

• 生物分布试验：动物模型（Q10）、豁免（Q15）、局部给药（Q43）、剂量（Q50）、脂质纳米颗粒（Q11）、T 细胞疗法（Q12）

10. 生物分布研究可以在啮齿动物中完成吗？

11. 脂质纳米颗粒（例如用于 mRNA 递送的脂质纳米颗粒）由多种脂质辅料组成。 FDA 能否对这些辅料的生物分布和代谢物鉴定的要求给予建议？

12. T 细胞疗法是否需要开展生物分布或细胞分布研究？

15.FDA 是否认为公开发表的啮齿动物生物分布数据以及基于生理学药代动力学 (PBPK) 模型的信息足以支持豁免工程化改造或靶向性CGT产品的生物分布研究？

43. 对于没有全身暴露的局部给药产品，仅局部毒性生物分布研究就足够了吗？

50. 是否需要探索多种剂量水平来满足生物分布研究的要求？ 如果不是，剂量是否应该高于拟用人体临床剂量，或者是否应该设计成模仿人类等效剂量？

• 毒理学试验：GLP（Q42、Q46、Q47）、动物/供者数量（Q30、Q48）、给药方案（Q37）、安全性终点（Q16）、单次给药时长（Q20）、剂量（Q22、Q45）、动物模型（Q28、Q41）、局部给药（Q39）、清淋方案的修订（Q38）、个性化药物（Q17）、同类产品的数据利用（Q24）、成瘤性研究（Q18、Q46）、生殖毒性（Q19、Q49、Q52）、干细胞疗法（Q13）、脱落研究（Q14）、体液免疫原性（Q21）、联合用药（Q32）、插入突变（Q33）、CAR T 细胞因子非依赖增殖试验（Q35）、预防性免疫抑制剂和/或免疫调节剂（Q36）

13. 该机构能否提供针对动物模型中存在显著异种免疫反应的人体干细胞疗法的毒理学研究方法？

14. 脱落数据可以从文献中或从临床试验期间患者样本中获得，FDA 是否期望在非临床研究中对脱落现象进行研究？

16. 对于基因疗法的开发，当使用非临床疾病模型进行药理学/毒理学联合评估时，是否需要考虑满足研究结果最低需要的特定安全性终点，以增加安全性评估的权重？

17. FDA 对个性化药物非临床毒理学研究的必要性的建议？

18. FDA 是否会接受细胞疗法的体外成瘤性（tumorigenicity）试验替代体内成瘤性评估？

19. 该机构希望开展哪些类型的研究来评估基因编辑产品的生殖系传播风险？

20. 为支持 IND 和注册，单次给药 GLP 毒理试验是否有标准周期要求？

21. 对于评价预存体液免疫原性对基因治疗效果的影响的研究，FDA 的立场是什么？

22. FDA能否讨论一下从动物研究外推到临床剂量水平时的安全系数和预期？

24. 对于具有相同 AAV 和不同转基因和疾病靶标的平台基因治疗，申办者应如何利用已有的GLP 毒理学数据？

28. 在疾病动物模型中进行安全性研究是否可以接受？

30. GLP 毒理学研究的动物数量是否有最低要求？

32. 如果基因疗法拟与 FDA 批准产品联合使用，FDA 是否需要专门的非临床联合用药毒理试验来支持联用产品的注册？

33. 目前对AAV 基因治疗的插入突变评估用以支持 IND 和上市申请的要求/期望是什么？

35. CAR-T 细胞的细胞因子非依赖增殖试验是一项耗时且高度变异的试验，几乎没有已发表的临床相关证据。 鉴于此，FDA 要求一些申办者在临床前资料包中需评估细胞因子非依赖性增殖的基本依据或意义是什么？ 未来所有 CAR-T 细胞开发商都需要开展这项研究吗？

36. 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实施预防性免疫抑制剂和/或免疫调节剂来解决潜在的安全性问题。 在开发基因治疗的非临床阶段，应如何解决这些药物的使用及其对安全性和活性的潜在影响？

37. FDA如何确定用于动物研究的给药方案？

38 FDA能否评论是否需要进行非临床毒理学试验，以修订CAR T细胞治疗的清淋方案？ 例如，添加先前批准用于其他情况的其他小分子或大分子。

39.对于局部给药，例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的脑室内注射或用于眼科项目的玻璃体内注射，IND是否需要进行系统性毒理学试验？

41. 由于 DRG 毒性是AAV 基因疗法的潜在危害，并且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似乎最容易受到影响，因此 FDA 是否期望所有 AAV 基因疗法都需要在 NHP 中评估DRG 毒性？

42. 如果毒理学研究的体内部分只能在非 GLP 环境中进行，FDA是否仍建议在 GLP 下进行某些评估，例如组织病理学或生物分析？

45. 对于起始临床剂量水平，FDA 是否会接受基于之前其他同类产品允许的剂量水平？

46. 成瘤性（tumorigenicity）研究是否应该在 GLP 条件下进行？是否应该采用临床给药途径？

47. 如果无法按照 GLP 进行安全研究，一般建议是什么？

48. 对于自体细胞疗法，对用于 GLP 毒理学研究的产品的供者数量, FDA 是否有建议？

49. FDA 对于脂质纳米颗粒（LNP）制剂的生殖毒理学评价的必要性是否有建议？

52. 对于基因编辑疗法，如果在 NHP 和啮齿动物中都观察到生物分布和编辑，仅通过啮齿动物 F1 后代研究来了解种系传播是否可以接受，还是还需要 类F1 后代研究吗？

• 沟通交流会议：D类会议（Q25）、INTERACT 和 pre-IND比较（Q26）、INTERACT安全性数据要求（Q40）

25. 考虑到最近引入了新的D类会议，FDA 是否认可，如果问题符合标准，可按照 INTERACT、D 类和 pre-IND 会议的先后顺序批准所有三场会议？

26. FDA能否将申办者在 INTERACT 会议上应拥有的数据/完成的研究与 pre-IND 会议进行对比？

40. INTERACT 会议申请时需要哪些数据？注意到需要初步安全数据，而且pre-IND 也需要初步安全数据，在没有任何初步安全数据的情况下是否会批准召开 INTERACT 会议？

• SEND格式要求（Q27、Q44）

27. 对于在已开展组织病理学的有效性模型中的整合性药理/毒理试验，是否需要非临床数据交换标准 (SEND) 数据集？ CBER 对SEND 的要求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44. 首次人体研究是否需要 SEND 格式的 GLP 毒理学数据？ 此外，还需要以 SEND 格式提交哪些其他数据？

• 其他：递送装置（Q8）、体内试验转变可能性（Q9）、影响IND递交的重大问题（Q23）、非临床研究用产品（Q31）、非临床研究的开展策略（Q5、Q34、Q53）、对美国境外数据的接受程度（Q51）

5. 什么样的非临床研究支持纳入儿科队列？

8. 在可能无法在现有疾病动物模型中使用临床递送装置或程序的情况下，对于如何评估非临床和临床递送装置或程序之间的差异，FDA 能否提供一些见解？

9. 您认为非临床研究有可能从体内试验转向体外试验吗？

23. 在非临床研究中有哪些挑战可能会影响后续的 IND 提交？

31.临床拟用产品是否需要用于非临床研究？

34. 当发生生产工艺变更时，什么时候需要进行额外的非临床研究？

51. 许多基因治疗公司正在美国境外进行首次人体试验，而没有 FDA 的监督。 当这样的公司想回到美国将面临哪些挑战和要求？ 他们是否需要进行桥接研究，或者国外产生的安全数据是否会考虑？

53.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在完成 1 期或 2 期临床试验后进行非临床研究以支持 3 期临床试验或 BLA 提交？

Q&A翻译全文

1.支持Ⅰ期临床试验的非临床研究对动物种属数量的要求？

没有要求。用于安全性研究的动物模型或种属选择应基于CGT产品本身特点和拟开展临床试验，包括基于以下几点生物学相关性： 拟给药途径的解剖学可行性、疾病模型中种属疾病表型进展以及研究产品的药理活性（包括种属对产品相关毒性的敏感性）。 申办者应在 INTERACT 或 pre-IND 会议上与FDA讨论动物模型种属的选择和依据。

2.目标患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是如何影响GLP毒理学试验的种属选择？

如前所述，非临床研究（包括毒理学研究）的动物种属选择应该具有生物学相关性，并且适合评估 CGT 产品给药后可能发生的潜在毒性。 患者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可能有助于为安全性研究的具体设计提供信息。 例如，如果临床适应症仅影响男性，则可以选择在雄性动物中进行毒理学研究，并在这些研究中排除雌性动物。 同样，如果目标患者群体是儿科患者，并且存在与其年龄相关的特定安全问题，幼年动物研究可能有助于评估 CGT 产品在该患者群体中的安全性。

3.针对缺乏足够的基因治疗疾病动物模型的问题，FDA能否提供有关解决方法的指导？

鼓励使用疾病或损伤动物模型进行非临床研究，以更好地明确与基因治疗产品相关的获益/风险比。 然而，每种模型都有其固有的优点和缺点。 因此，没有一个模型能够完全准确地预测基因产品在患者群体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如果拟用于临床给药的预期产品和疾病动物模型不具有参考价值，采用同类产品可能是合适的替代方案。此外，如果已存在或可开发此类替代方案，也可以考虑用体外试验或计算机模拟替代动物试验。

此时，非临床开发计划的设计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任何特定方法都应考虑其适用性，基于其提供GT产品安全性和活性必要数据的能力。

4.鉴于非人灵长类动物 (NHP) 短缺，而它们在非临床细胞和基因治疗研究中的需求不断增加，OTP 是否可以讨论在CGT产品非临床评估中消除或减少使用NHP的可接行的方法？

FDA理解 NHP 短缺的挑战，并支持在这些研究中努力减少 NHP 使用。

FDA对于 NHP 的使用没有默认要求，且使用 NHP 进行研究应具有科学依据。 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其他可能适合毒理学研究的替代种属。 如前所述，种属选择应基于生物学相关性、检测产品相关毒性的敏感性以及给药途径的技术可行性。 即使特定的给药途径可能需要使用较大的动物种属，大型动物种属的选择也具有灵活性。

可以利用公开可获得的数据和/或现有 IND 资料的交叉引用有助于减少所需动物的数量。 然而，现有数据的利用可能是产品特异性的，申办者应在 pre-IND 前会议上讨论他们用以支持临床试验的计划。因为可能需要补充安全性试验或桥接研究，FDA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5.什么样的非临床研究支持纳入儿科队列？

首先，非临床安全性评估必须证明CGT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支持儿科受试者首次人体试验。 根据相关法规，在开始儿童研究之前，必须提供证据证明CGT 产品可带来直接获益，这些证据可以来自临床试验和/或非临床研究。

对于儿科受试者的首次人体试验，此类证据只能来自前瞻性设计且严格控制的非临床研究，该研究应在适当的疾病模型中开展，并经临床给药途径给药后表现出疾病相关参数的改善。 在对人体剂量进行适当外推后，这些非临床研究应支持产品在拟定的临床剂量水平下的活性。

需要证明 CGT 产品安全性的非临床研究来支持给药，非临床研究可以在健康动物中进行，尽管FDA也建议申办者从在疾病模型中进行安全信息收集。 如果预计安全性因患者年龄而异，则可能需要在健康幼年动物中进行安全性研究。

如果非临床研究没有合适的疾病模型，但存在成年患者群体，那么FDA鼓励在成年患者中进行首次人体试验，并探索对成年患者直接获益的可能性。

6. 非 GLP 研究能否单独用于支持首次人体研究？

理想情况下，所有安全性研究的开展均应遵循 21 CFR part 58的良好实验室规范 (GLP)。但是，如果因技术限制不允许这样做，则可以接受在非 GLP 研究机构中进行。 在非 GLP条件下，研究应根据预先拟定的试验方案并以尽可能无偏倚性的方式进行，保留适当的记录和包括质量保证（QA）措施在内的所有数据文档，以确保所得数据具有足够的质量和完整性来支持拟定的临床试验。

此外，根据法规要求，最终研究报告应说明研究未遵循 GLP的原因，并明确指出任何偏离预先拟定试验方案的情况以及这些偏离对研究完整性的潜在影响。 FDA强烈建议由独立于研究人员的QA部门或人员对所有非 GLP 毒理学研究的开展和每份最终研究报告进行监督。 QA监督对于确保研究按照稳健的程序进行以及确保结果和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非常重要。

7.如果人源蛋白的表达引起免疫反应或临床产品不适用于动物模型，是否需要用替代产品进行评估？ 或者申办者可以选择不开展体内研究吗？

这些情况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开发类似产品的需求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该类产品的经验、与产品本身或给药程序相关的安全考虑、体外试验评估这些安全问题的能力、该适应症未满足医疗需求的程度、临床人群特点以及通过使用同类产品可能获得的附加信息。申办者应权衡这些因素，并在 INTERACT 或 pre-IND 会议上提供支持数据进行论证。 FDA 届时将提供针对产品的反馈。

8.在可能无法在现有疾病动物模型中使用临床递送装置或程序的情况下，对于如何评估非临床和临床递送装置或程序之间的差异，FDA 能否提供一些见解？

我们建议申办者在所有非临床研究中，尽可能模拟临床给药程序并使用临床递送装置。 如果不可行时，FDA建议申办者提供为了适应在选定的动物模型或种属中使用 CGT 产品时的解剖学差异而进行的所有修改细节， 这尤其适用于小型动物种属，包括啮齿动物。

在临床装置只能用于大型动物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在健康动物中进行安全性研究来评估或证明程序以及装置的安全性。 在评估装置或不同版本装置的非临床研究中，FDA还建议申办方对装置与研究产品的兼容性进行台架测试，测试可以在体外单独进行。 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产品和用于递送产品的装置兼容。在装置装载和递送过程中，产品、细胞活力或载体滴度没有明显损失。

9.您认为非临床研究有可能从体内试验转向体外试验吗？

是的，FDA鼓励申办者探索体外研究替代体内研究的机会，以支持CGT产品的安全性和活性。 在2013 年关于研究性CGT产品临床前评估的行业指南中，FDA支持在非临床项目中运用减少、改进和替代动物使用的3R原则。 例如，使用体外试验或计算机模拟来补充或替代动物研究可能是合适的。

FDA鼓励申请人提交替代试验的方案并对合理性进行论证。 应考虑这些替代方案是否有能力提供有关研究产品的安全性和活性的必要数据。 提供的数据应能清楚地证明特定的计算机模拟或体外评估可以替代体内研究。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来建立新方法，然后才能实现节省动物、时间和资源的益处。 但FDA确信这是值得有价值的。

10.生物分布研究可以在啮齿动物中完成吗？

生物分布研究没有要求选择大型动物模型或种属。 然而，啮齿动物物种的适当性可能取决于临床上使用的递送装置或给药途径是否适合啮齿动物，以及啮齿动物是否对载体具有易感性。 如果不是，在啮齿动物物种中进行生物分布研究可能比大型动物模型或种属参考价值低。

申办者应在 pre-IND 提供生物分布研究计划，包括物种选择的理由。 FDA还建议申办者参阅 ICH S12 文件，了解生物分布评估的其他注意事项。

11.脂质纳米颗粒（例如用于 mRNA 递送的脂质纳米颗粒）由多种脂质辅料组成。 FDA 能否对这些辅料的生物分布和代谢物鉴定的要求给予建议？

基于脂质纳米颗粒的基因治疗产品中存在的每种脂质成分，应在产品给药后的若干时间点进行生物分布（BD）或药代动力学（PK）评估，包括代谢、分布以及消除情况。 该特性对于产品的整体安全性非常重要，FDA希望申请人评估每种新型脂质辅料的生物分布。

对于已批准或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CGT产品中可能存在的脂质辅料，如果您的立场是不进行广泛的 PK 分析和重复这些评估，FDA建议申办者提供支持数据，说明脂质的 BD 和PK没有因为脂质纳米颗粒中基因治疗药物或其他成分的变化而受到显着影响。 申请人的立场以及这些支持数据可以在 pre-IND会议上进行审查和讨论。

12. T细胞疗法是否需要开展生物分布或细胞分布研究？

根据 ICH S12，T 细胞疗法一般不需要开展细胞分布研究。 然而，细胞分布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帮助，具体取决于具体产品、给药途径以及表达产物或基因修饰事件影响预期细胞分布的可能性。 我们建议在新型 T 细胞疗法开发早期与 OTP 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以获得有关这些研究需求的具体建议。

13.该机构能否提供针对动物模型中存在显著异种免疫反应的人体干细胞疗法的毒理学研究方法？

异种反应是人类细胞治疗产品常见的非临床挑战。 FDA建议在可行的情况下考虑免疫缺陷动物，例如小鼠和大鼠。 如果免疫缺陷模型不合适，申办者应考虑使用免疫抑制处理或开发替代产品。 申请人应该向FDA提供他们选择的理由。 申请人可以在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通过通过 INTERACT 和pre-IND 会议等讨论相关计划。

14.脱落数据可以从文献中或从临床试验期间患者样本中获得，FDA 是否期望在非临床研究中对脱落现象进行研究？

FDA通常不需要在非临床研究中收集，如尿液、粪便或唾液中的脱落数据进行评估，除非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具有复制能力的载体，并且之前对其潜在传播没有任何非临床或临床经验。 如果是新载体，则可以在对该新载体易感的动物种属中进行脱落研究，作为毒理学研究的一部分。FDA推荐参考 2015 年 CBER 关于基于病毒或细菌的基因治疗产品和溶瘤产品脱落研究的指南《Design and Analysis of Shedding Studies for Virus or Bacteria-Based Gene Therapy and Oncolytic Products》。 鼓励在 pre-IND 会议上讨论评估产品脱落研究的必要性。

15.FDA是否认为公开发表的啮齿动物生物分布数据以及基于生理学药代动力学 (PBPK) 模型的信息足以支持豁免工程化改造或靶向性CGT产品的生物分布研究？

FDA 将考虑公开已发表的且经同行评议的有关动物细胞分布或生物分布的数据以及基于PBPK模型获得的额外信息，作为新型CGT产品整体安全性和活性评估的一部分。 然而，此类数据的充分性取决于具体情境、数据的相关性、数据质量和模型有效性等因素。 是否需要进行任何额外研究将取决于所提交数据的总体情况、具体产品、适应症以及以前使用同类产品的经验。 FDA鼓励申请人提交方案计划并论证任何潜在方法可满足拟申报产品生物分布研究所需的数据。

16.对于基因疗法的开发，当使用非临床疾病模型进行药理学/毒理学联合评估时，是否需要考虑满足研究结果最低需要的特定安全性终点，以增加安全性评估的权重？

进行整合概念验证和毒理学研究可能适合某些适应症。 例如，如果担心疾病特异性的安全性时，健康动物可能不会像疾病模型那样具有参考价值。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由于概念验证终点或疾病模型的选择导致研究如不能遵循GLP，也应尽可能参照 21 CFR part58的 GLP 要求开展。

因此，毒理学终点应尽可能与 GLP 毒理学研究一致，包括存活期安全性评估、综合增长和组织病理学等。 如前所述，研究应包括前瞻性设计的方案，以尽可能无偏倚方式进行，保留合适的记录和所有数据档案，并应参考 21 CFR 58.35 进行QA。

17. FDA对个性化药物非临床毒理学研究的必要性的建议？

这取决于具体产品。申办者应考虑其产品的特定风险，以及如何最好地评估和表征这些风险，并指导后续受试者风险缓解计划，包括患者选择时的入排标准、试验期间充分的临床监测。

对于某些个性化药物，毒理学研究有时也可用于评估特定平台或递送方式或特定佐剂的安全性。 与FDA讨论具体试验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对代表性产品测试可用于个性化产品的概念验证和安全性评估，不必对产品的每个版本都重复测试。

如果在非临床研究中评估个性化产品不可行，FDA鼓励申办者在早期沟通中（如 pre-IND）提供他们的立场以获得进一步反馈。

18. FDA是否会接受细胞疗法的体外成瘤性（tumorigenicity）试验替代体内成瘤性评估？

应根据每种研究产品的具体生物学特性酌情考虑和解决发生成瘤性、发育不良或增生的可能性。 FDA鼓励提交方案并论证潜在替代方法的合理性。 应考虑其适用性，即是否能在拟定的临床试验中提供有关产品成瘤性评估所需的必要数据。 应提供数据以清晰地证明特定的体外成瘤性试验可以替代体内试验。 如前所述，在实现节省动物、时间和资源的优势之前，可能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来建立新的体外试验方法。

19.该机构希望开展哪些类型的研究来评估基因编辑产品的生殖系传播风险？

基因组编辑产品的生殖系传播风险评估的必要性取决于具体产品、生殖器官中接触编辑成分的可能性以及目标患者群体的特定风险。 应逐步评估体内基因组编辑产品的生殖系传播风险。 首先，确定在性腺的生物分布。 然后，评估性腺组织内基因编辑情况。 如果确认观察到发生基因编辑，申办者应该对风险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并为其具体方法提供科学论证。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以确定观察到编辑的特定细胞类型，或更全面地评估生殖系传播以及发育和生殖毒性的潜力。 由于这些疗法非常新颖，而且基因编辑对性腺组织的潜在影响尚未得到充分了解，FDA 将根据具体情况评估每项申办者的提案。 对于此类产品，尽早讨论发育和生殖毒性风险可能非常有帮助，最好将相关内容纳入 pre-IND 会议资料中。

20.为支持 IND 和注册，单次给药 GLP 毒理试验是否有标准周期要求？

没有。 FDA对GLP 或非 GLP 安全性研究的标准试验周期没有默认要求。 FDA建议试验周期应设定适当长度，以评估在使用产品、操作和使用递送装置后所有潜在的急性和迟发不良事件。 FDA认为根据 CGT 产品的存续特征或转基因表达情况，应该有一个早期和晚期的解剖时间点。对于某些安全性研究，根据其要评估的安全性的具体方面（例如成瘤性），研究周期可能会更长。 但同样，我们并没有默认标准的周期。 它应该是适当的长度，以捕获产品施用后的所有潜在毒性。

21.对于评价预存体液免疫原性对基因治疗效果的影响的研究，FDA 的立场是什么？

一般来说，对于评估基因治疗产品活性的试验，FDA建议申办者纳入对基因治疗产品预存中和抗体的评估，以评估任何对产品活性的整体影响。

22. FDA能否讨论一下从动物研究外推到临床剂量水平时的安全系数和预期？

理想情况下，毒理学研究应有足够的安全窗口以确保CGT产品临床试验研究对象的安全。 FDA认识到，安全窗口通常取决于产品生产相关因素，例如制剂浓度和/或在动物模型或种属中以特定给药途径的最大可行剂量等。 申办者应根据其拟定的临床剂量、最大可行剂量、生产能力等对毒理学试验中拟采用的剂量合理性进行论证。

最低有效剂量是指观察到产品体内活性的最低剂量。 从最高安全剂量和最低有效剂量水平外推安全窗口的方法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给药途径——例如静脉注射或注射到腔体，例如脑室内或实质内进入脑的特定结构—甚至是可能是吸入产物在肺内气体交换的表面积。

申办者应提供支持数据论证其剂量外推方法的合理性。 在建立安全窗口方面，提供多种外推方法并确定每种方法的安全窗口可能会更有参考价值，例如分别根据特定脑结构体积和单位重量脑组织中病毒基因组数量。

理想情况下，最终确定的临床起始量应高于最低有效剂量，以确保其有治疗活性且在毒理学研究所支持的安全窗口内。

23.在非临床研究中有哪些挑战可能会影响后续的 IND 提交？

挑战——这里使用另一个术语——我将其视为我们在非临床研究中遇到的可能影响 IND 递交的缺陷或问题。 我们遇到的一些缺陷或问题确实会限制安全性的解释，常见案例：在非临床研究中使用的产品与临床拟用产品显著不同。 例如，非临床所使用的载体或转基因与临床拟用不同，非临床研究所用产品配方与临床配方显著不同。在此类情况下，非临床研究收集的数据可能无法直接支持拟用临床产品的安全性。

另一种情况可能是非临床研究设计本身不充分。 例如：用于进行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或评估活性和/或安全性研究的动物种属实际上并不适用载体或产品；给药途径并非真正的临床拟用给药途径； 所施用的剂量水平并未真正涵盖临床拟用剂量，并且非临床计划中缺少该剂量的基本依据或外推；安全性评估不充分不足以真正反应临床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对目标患者群体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研究设计的此类问题会限制产品安全数据的解释。

另一个挑战是，如果从非临床研究中确定的安全问题、毒性或风险没有得到充分表征——因此对患者的潜在风险仍然相对未知——无法充分提示患者筛选、临床监察和风险缓解。 如：如果在非临床研究中观察到产品相关不良结果，但对动物的跟踪时间不够长，无法真正观察这些不良结果是否会随着时间延长而解决或加重。 这确实限制了我们了解临床试验中入组患者可能面临哪些风险的能力。

另一种情况是：缺乏非临床数据来支持直接获益前景 (PDB)。 正如之前提到的，对于儿科首次人体试验，如果不存在支持 PDB 的非临床研究，这对于儿科受试者首次人体试验的 IND 来说可能是一个问题。

其他指导或资源来帮助非临床开发计划以避免这些问题，推荐FDA 2013年发布的CGT产品临床前评价指南，以及OTP其他资源网站，如提供针对罕见疾病、视网膜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具体指导。 OTP Learn 网络研讨会系列也可在 OTP 网站上获取。

24.对于具有相同 AAV 和不同转基因和疾病靶标的平台基因治疗，申办者应如何利用已有的GLP 毒理学数据？

我们鼓励申办者利用平台基因治疗产品GLP 毒理学数据作为其他非临床评估的补充。 例如，可以利用这些研究为其他有在靶安全评估提供补充，这些评估聚焦已知的靶组织，并根据以前的平台数据调整观察周期或更精确的观察范围。 此外，根据 ICH S12，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产品的变化预计不会影响产品的生物分布，则可以采用生物分布数据。 鼓励与 OTP 尽早就平台技术以及如何最好地将数据用于将来非临床评估进行沟通。

25.考虑到最近引入了新的D类会议，FDA 是否认可，如果问题符合标准，可按照 INTERACT、D 类和 pre-IND 会议的先后顺序批准所有三场会议？

在产品开发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请求并可能批准召开 D 类会议。 然而，D 类会议议题应相对聚焦，例如关于单一学科的一两个具体问题（CMC， 药理毒理，或临床）。更多信息请参阅 PDUFA VII 承诺函（2023~2027 财年）。发起人应在会议请求中提供召开 D 类会议的理由。 通常，申办者会在 pre-IND 会议上获得有关其非临床研究计划的反馈，以支持其初始临床试验。

26. FDA能否将申办者在 INTERACT 会议上应拥有的数据/完成的研究与 pre-IND 会议进行对比？

INTERACT和 pre-IND 会议都是与 FDA 进行早期互动沟通的机会。

INTERACT 通常处于申办者生成初步非临床数据、概念验证 (POC) 和一些安全信息的阶段。 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进行明确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INTERACT 的会议资料包应与会议请求一起提交，并应详细总结迄今为止已进行的所有初步非临床研究。

Pre-IND 会议申请，应该在产品进一步开发，且已进行 POC 和初步安全性研究并准备好进行最终的非临床研究时提出。 Pre-IND 资料包应包括每项已完成的体外和体内非临床研究的全面总结，包括药理学和毒理学，以及所有拟定的最终研究的详细方案（包括安全性和生物分布）。 该资料包还应包含非临床计划要素以及相应研究设计的依据（包括物种选择）。

建议申办者访问OTP 网页了解有关 INTERACT 和 pre-IND 会议的更多详细信息。建议收听FDA之前的 OTP 全体会议，以便获得有关 CMC和临床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包含在会议资料包或会议请求中。

27.对于在已开展组织病理学的有效性模型中的整合性药理/毒理试验，是否需要非临床数据交换标准 (SEND) 数据集？ CBER 对SEND 的要求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2023 年 3 月 15 日之后启动的适用的非临床研究，需要在IND 和BLA申请时将SEND格式的标准化数据集递交给CBER。 有关此要求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非临床研究的类型和豁免情况，可以查询官网，如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提供网站的电子邮件提出。

以下为现场提问：

28.在疾病动物模型中进行安全性研究是否可以接受？

是的，在疾病动物模型上进行安全研究或整合研究（包括概念验证和毒理学评估）是可以接受的。

在疾病动物模型上开展试验或整合试验是有益的。 例如，潜在风险或毒性可能会受到潜在疾病状态和/或某些适应症的影响或加剧，此时健康动物可能不像疾病模型那样提供有价值信息。如前所说，这些研究的开展可能未遵循 GLP，FDA建议此类研究中包含QA，保存适当的记录和所有数据及质量相关文档。

如果临床试验拟用特殊递送程序或装置在动物模型中使用受限，则可能需要在健康动物中开展单独的研究。

29. 根据 FDA 指南，生物分布研究应在每个时间点每组每性别至少三只动物。 然而，考虑到3R原则，FDA是否可以同意汇集不同时间点的生物分布数据？ 例如，在 NHP 研究中，如果我们有两个解剖时间点，并且每个时间点每剂量3只猴子，我们可以将这6只动物的生物分布数据汇总在一起吗？

这是参考今年 5 月发布的关于基因治疗产品非临床生物分布考虑因素的 ICH S12 指南。 正如指南中所述，可以汇总多项研究的生物分布数据，但汇总应针对同一评估时间点。 选择的时间点应充分表征基因治疗产物水平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如果每种性别的动物数量不等，或者评估单一性别，则应提供依据。 进一步的指导参考 ICH S12。

30. GLP毒理学研究的动物数量是否有最低要求？

GLP 毒理学研究应包括的最低动物数量没有明确要求。 这取决于许多因素。 然而，试验应包括足够数量的动物，以便研究能够获得可解释的数据。没有必要在每组中纳入同等数量的雌雄动物，除非预期存在性别特异性差异。

申办者还应考虑由于给药方式或递送方式或其他GLP 毒理学试验实施相关因素而导致的任何预期的动物数量损耗。然而，与临床前评估指南中的3 R原则一致，FDA鼓励明智合理地使用动物，。

31.临床拟用产品是否需要用于非临床研究？

我们建议非临床研究中使用的产品在工艺以及关键质量属性（包括鉴别和最终配方）方面尽可能与临床拟用产品相同。 但FDA承认非临床产品和临床产品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可能需要使用替代品或特定种属产品的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FDA建议申办者提供非临床和临床产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列表，以及解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非临床研究获得的数据，以支持临床试验中产品给药的安全性。

32.如果基因疗法拟与 FDA 批准产品联合使用，FDA 是否需要专门的非临床联合用药毒理试验来支持联用产品的注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应该为所采用的非临床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如果获批产品是否按标签给药，联合用药产品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活性，或者预期组合是否会影响活性。 FDA建议尽早与 OTP 工作人员讨论，以论证和讨论非临床研究计划方法。

33.目前对AAV 基因治疗的插入突变评估用以支持 IND 和上市申请的要求/期望是什么？

这是产品特异性的，取决于FDA和申办者对产品插入突变风险的认知。某些产品在开始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之前可能需要开展相关分析，不过没有全面要求在 1 期临床试验开始之前的非临床研究中评估 AAV 插入突变。不过要求采集保存完整的组织以供将来的潜在分析（可能包括插入突变的潜在分析）。

34.当发生生产工艺变更时，什么时候需要进行额外的非临床研究？

这实际上取决于变更的具体内容。 一旦变更已经完成或决定即将进行工艺变更，如果这些变更预计对产品的安全性和活性产生显著影响，那么FDA希望开展相关非临床研究来对上述影响进行评估。申请人应该提供依据和额外研究开展的方法，在产品开发过程中，FDA可以就此提供进一步的反馈。

FDA还建议在考虑工艺变更时，把产品可比性计划纳入考虑，还可以根据变更情况考虑开展桥接研究以支持产品工艺变更后产品的安全性。

35.CAR-T细胞的细胞因子非依赖增殖试验是一项耗时且高度变异的试验，几乎没有已发表的临床相关证据。 鉴于此，FDA 要求一些申办者在临床前资料包中需评估细胞因子非依赖性增殖的基本依据或意义是什么？ 未来所有 CAR-T 细胞开发商都需要开展这项研究吗？

根据 FDA行业指南：Conside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T Cell Products， 明确CAR-T 产品细胞因子非依赖和不受控制增殖的可能性是非临床评估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果申办者打算使用替代方法评估上述风险，则应在 IND 递交中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替代方法也可以在开发计划的早期阶段通过 pre-IND或 INTERACT 会议与 OTP 进行讨论。

36.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实施预防性免疫抑制剂和/或免疫调节剂来解决潜在的安全性问题。 在开发基因治疗的非临床阶段，应如何解决这些药物的使用及其对安全性和活性的潜在影响？

在关键性毒理学研究中纳入一组接受免疫抑制和高剂量基因治疗产品的动物可能是有益的，特别是如果在临床试验中预期存在免疫应答相关毒性和/或在初步非临床试验中观察到免疫应答相关毒性。

申办方应提供所选免疫抑制方案的依据，可通过预期的临床免疫抑制方案和动物模型耐受免疫抑制方案的能力来告知该依据。 申办方的方法可以在pre-IND会议上进行讨论，届时FDA将提供产品特定的反馈。

37. FDA如何确定用于动物研究的给药方案？

FDA的一般建议是，非临床研究应尽可能模拟临床给药方案。 如果存在差异，则申办方应讨论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对非临床研究结果的解释和安全性结论，以支持临床试验中的拟定方案。

38 FDA能否评论是否需要进行非临床毒理学试验，以修订CAR T细胞治疗的清淋方案？ 例如，添加先前批准用于其他情况的其他小分子或大分子。

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 例如，如果在其他临床试验中使用了修订后的清淋方案，则对这些临床试验结果的描述可以支持IND申报。 此外，如果有相关的动物模型可以对修订进行评估，也应考虑这些体内研究来支持治疗方案的修订。

39.对于局部给药，例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的脑室内注射或用于眼科项目的玻璃体内注射，IND是否需要进行系统性毒理学试验？

对于具有靶向性或局部给药的产品，FDA通常建议开展一些对系统毒性和生物分布的分析，以评估靶向区域外的潜在分布以及可能与靶向区域外分布相关的任何毒性。 申办者可就有限分析提供科学依据，这最好在 pre-IND 会议阶段提交，FDA会就产品和临床开发计划的给出针对性反馈。

40. INTERACT会议申请时需要哪些数据？注意到需要初步安全数据，而且pre-IND 也需要初步安全数据，在没有任何初步安全数据的情况下是否会批准召开 INTERACT 会议？

FDA并不要求INTERACT 资料包中包含安全数据。 如果在初步研究中收集了任何安全信息，欢迎将其包含在资料包中，但不需要在该阶段收集安全数据。

41.由于 DRG 毒性是AAV 基因疗法的潜在危害，并且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似乎最容易受到影响，因此 FDA 是否期望所有 AAV 基因疗法都需要在 NHP 中评估DRG 毒性？

我们没有要求所有AAV 基因疗法在 NHP上开展研究。 然而，我们确实考虑了诸如我们对特定衣壳的经验、给药途径等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对潜在CNS毒性敏感的种属进行毒理学研究的必要性。 这些是申办者在设计临床前开发计划时应该考虑的事情，并且应该在 pre-IND 会议上与 OTP 进行讨论。

42.如果毒理学研究的体内部分只能在非 GLP 环境中进行，FDA是否仍建议在 GLP 下进行某些评估，例如组织病理学或生物分析？

应该尽可能遵循GLP 开展研究。 如前所述，申办者应提供文件证明该研究或部分研究是按照 GLP 进行的，或者关于未遵循原因的简短声明。 如果研究不符合 GLP 标准，申办者应该报告任何偏离预期书面方案的地方以及这些偏离对研究完整性的潜在影响。

即使部分研究未按照 GLP 进行，它们仍应根据前瞻性书面方案进行，应尽可能以无偏倚的方式进行，并保留记录和所有数据文档。 再次建议由质量保证部门或人员对所有非 GLP 毒理学研究进行监督。

43.对于没有全身暴露的局部给药产品，仅局部毒性生物分布研究就足够了吗？

这取决于所做的研究，需要提供产品留在局部给药位置的证据。 如果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建议提供支持性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安全性研究以获取最坏的情形。

例如，虽然临床拟局部给药，但递送过程中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无意的全身暴露和对患者的潜在风险。 这些情况也应在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设计时考虑。

44.首次人体研究是否需要 SEND 格式的 GLP 毒理学数据？ 此外，还需要以 SEND 格式提交哪些其他数据？

可以以 FDA 支持的 SEND 格式建模并在 2023 年 3 月 15 日之后启动的非临床研究数据集需要以 SEND 格式提交。 目前包括单次给药、多次给药、一般毒理学研究、致癌性研究和安全药理学研究。 它不仅限于 GLP 毒理学研究。 建议查看包含 SEND 链接的幻灯片，以获取有关需要以 SEND 格式提交的研究的更多信息。

45.对于起始临床剂量水平，FDA 是否会接受基于之前其他同类产品允许的剂量水平？

对于细胞产品，评估同类产品的临床数据可以支持研究产品起始临床剂量的选择。 经常在T 细胞产品中看到这种情况，由于动物模型有限、种属特异性差异和免疫缺陷动物模型会影响研究中产品的安全性和活性导致外推人体剂量有限。

申办者应在 IND 递交中明确就使用已有临床数据或体内动物研究进行临床剂量选择的依据进行讨论。

46.成瘤性（tumorigenicity）研究是否应该在 GLP 条件下进行？是否应该采用临床给药途径？

建议安全性研究（包括评估产品潜在成瘤性的研究）应尽可能在 GLP 下进行。 如果研究无法根据 GLP 进行，那么我们要求提供不遵循 GLP 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非 GLP 研究都应在适当的监督下进行，以保证研究生成的数据稳健可靠以支持产品的安全性 。

是否遵循临床给药途径取决于产品，FDA通常建议拟用临床给药途径，还建议考虑在成瘤性研究中提供产品的最大可行剂量。

47.如果无法按照 GLP 进行安全研究，一般建议是什么？

如前所述，研究应按照 GLP 进行——尽可能遵循 21 CFR 58。这包括全面的毒理学终点、前瞻性设计的方案、任何方案偏差的记录等。 我们还建议对未按照 GLP 进行的安全研究进行质量保证。

48.对于自体细胞疗法，对用于 GLP 毒理学研究的产品的供者数量, FDA 是否有建议？

我们通常不会规定在自体细胞疗法的毒理学研究中使用多少供体。 然而，FDA建议提供数据来表明能够一致地生产产品，因此， GLP 毒性研究中使用的代表性产品能够代表临床拟用产品，并且不存在显著差异，否则需要对每个自体产品进行测试。

49. FDA对于脂质纳米颗粒（LNP）制剂的生殖毒理学评价的必要性是否有建议？

建议逐步评估发育和生殖毒理学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应评估 LNP 在性腺的分布； 然后，应评估确定 LNP 清除率或半衰期。 如果在LNP 产品和重复给药 LNP 产品上确定上述因素，申办者应提出解决发育和生殖毒性的计划。

这可以在 pre-IND会议或IND 会议（已有IND）中提出。

50.是否需要探索多种剂量水平来满足生物分布研究的要求？ 如果不是，剂量是否应该高于拟用人体临床剂量，或者是否应该设计成模仿人类等效剂量？

对于基因治疗产品，申办者应提供其非临床生物分布研究设计的依据。 所选定的剂量水平应充分表征生物分布特征，以帮助解释药理学和毒理学评估。 评估的最高剂量应该是毒理学研究中预期的最大剂量，这通常受到动物大小、给药途径、解剖目标或基因治疗产品浓度的限制（此处FDA Q&A原文稿有误，已根据ICH S12进行修改）。

重要的是生物分布评估的剂量水平等于或超过拟用最大临床剂量。 但不应超过毒理学研究中施用的最高剂量。 如需进一步指导，还可以参阅 ICH S12，即基因治疗产品的非临床生物分布注意事项行业指南。

51.许多基因治疗公司正在美国境外进行首次人体试验，而没有 FDA 的监督。 当这样的公司想回到美国将面临哪些挑战和要求？ 他们是否需要进行桥接研究，或者国外产生的安全数据是否会考虑？

在美国境内进行的临床研究遵循美国法规的要求。 FDA肯定会考虑从国外试验中收集的临床经验和安全数据，这些数据的审评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外国与美国产品可能发生工艺变更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桥接研究。 但同样，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即这些工艺变更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拟在美国进行的临床试验的安全性。

52.对于基因编辑疗法，如果在 NHP 和啮齿动物中都观察到生物分布和编辑，仅通过啮齿动物 F1 后代研究来了解种系传播是否可以接受，还是还需要 类F1 后代研究吗？

种系传播研究的设计是针对特定产品的。 申办者应在 pre-IND 会议或IND 会议（已有IND时）上提供其方案的理由和支持数据以评估发育和生殖毒性。 届时我们将提供特定于产品的反馈。

53.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在完成 1 期或 2 期临床试验后进行非临床研究以支持 3 期临床试验或 BLA 提交？

无论临床试验处于哪个阶段，在某些情况下都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非临床研究。 例如产品工艺变更、剂量的重大调整、患者人群或给药途径的变化。对于某些产品，在后期临床试验中或在获得上市许可之前可能需要进行的其他类型的非临床研究包括发育和生殖毒性研究（DART 研究）或致癌性研究，具体取决于产品的具体情况。